摘要： 随着社会观念变迁与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”的深化，离婚后子女抚养模式正从传统的“单方抚养”向“共同抚养”转变。然而，这一模式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定义、适用条件、操作细则及保障机制均存在较大模糊地带，导致司法实践中面临标准不一、执行困难等挑战。本报告旨在深入梳理“共同抚养”的法律依据，剖析其在实务中的适用困境，并在此基础上，探索完善该制度法律规范与实务操作路径，以期更好地保障离婚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。

一、引言：从“单方抚养”到“共同抚养”的理念转变

在传统的离婚案件中，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往往是争议的焦点，司法实践长期倾向于将抚养权判归父母一方，另一方仅享有探望权。这种“单方抚养”模式，虽然操作简单、权责清晰，但可能人为割裂子女与父母一方的情感联系，尤其在子女年幼时，可能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，不利于其健全人格的形成。

近年来，随着心理学、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普及以及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”在法律体系中的确立，一种更注重维护子女与父母双方持续、稳定联系的“共同抚养”模式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获得司法实践的认可。“共同抚养”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，其核心内涵在于：离婚后，父母双方共同或轮流承担对未成年子女的直接抚养责任，并共同行使抚养、教育、保护等权利与义务。其理论基石在于，离婚仅改变夫妻关系，但不改变父母子女关系，父母对子女的共同责任不应因婚姻解体而消亡。这一理念的转变，标志着我国在子女抚养问题上的进步，但同时也对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。

二、法律依据与理论基础：一个成长中的制度框架

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“共同抚养”提供了初步的法律空间，但其框架尚不完整，主要依赖原则性规定和司法解释。

（一）法律依据的体系化梳理

“共同抚养”的法律依据根植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（以下简称《民法典》）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形成了一个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层次结构。

首先，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四条是整个制度的核心基石。该条款开宗明义地指出，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，离婚后，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、教育、保护的权利和义务。这一规定从根本上确立了“抚养权”并非“所有权”，而是“持续的义务”这一法律理念，为“共同抚养”提供了最根本的法理依据。同时，该条款也确立了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”的判决原则，并尊重已满八周岁子女的真实意愿，这为“共同抚养”的适用提供了具体的判断标准。然而，该条款并未明确“共同抚养”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模式，其判决结果依然是“由一方直接抚养”。

其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八条是目前关于“共同抚养”最直接的表述，规定“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，父母双方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女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”这明确认可了“轮流直接抚养”是“共同抚养”的一种合法形式，并强调其适用前提是“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”。但该解释的适用范围限于“协议”，对于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时，法院能否主动判决“共同抚养”并未明确。

再次，近期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二）》 则从另一角度完善了相关制度。其第十三条针对分居期间一方抢夺、藏匿子女的行为，赋予法院临时确定抚养事宜的权力，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。这间接承认了在分居状态下，父母双方均有监护职责，也为“共同抚养”的推行扫清了障碍。第十四条则进一步细化了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”原则的适用，列举了父母一方存在家暴、恶习、严重不忠或抢夺藏匿子女等行为时，应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。这实际上为“共同抚养”的适用划定了负面清单，当一方存在上述严重过错时，其主张共同抚养的合理性将受到巨大挑战。

最后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（2024修改）》第二十四条从国家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，再次强调父母离婚时应妥善处理子女抚养事宜，并明确禁止以抢夺、藏匿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。这为“共同抚养”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一层行为规范，即任何一方均不得通过非法手段破坏子女的稳定生活环境。

（二）理论基础：对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”的深度诠释

“共同抚养”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”的深刻践行。这一原则要求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的决策，都应将其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考量。

在传统“单方抚养”模式下，子女往往只能与一方形成稳定的亲密关系，与另一方的关系则可能因探望权的受限而逐渐疏远，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”中关于维护亲子关系完整性的要求。而“共同抚养”模式，通过制度化的安排，力求在父母离婚后，仍能最大限度地维持子女与父母双方的亲密情感联系，满足其对父爱、母爱的双重需求，从而有效降低离婚对子女造成的心理创伤。

同时，“共同抚养”也并非无条件的、机械的“平均主义”。其适用必须严格遵循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”，即只有在“共同抚养”模式客观上比“单方抚养”模式更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、生活稳定和全面发展时，才应被采纳。例如，对于低龄幼儿，由于其生理和心理上对母亲的天然依赖，直接适用“共同抚养”可能并非最佳选择。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女，其真实意愿是判断“共同抚养”是否适宜的重要依据。因此，“共同抚养”是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”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，而非该原则的全部。

三、实务适用现状与困境：理想与现实的鸿沟

尽管“共同抚养”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同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其适用却面临诸多现实挑战，使得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。

（一）认定标准模糊与个案差异的困境

由于“共同抚养”并非法定概念，其具体形态、适用条件、操作方式均缺乏统一标准。法院在判决时，对“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”这一核心前提的判断，高度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。这导致实践中“共同抚养”的认定标准模糊，个案差异极大。例如，何谓“双方均具备抚养能力”？何谓“双方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基础”？如何平衡子女生活环境的稳定性与父母双方参与权的实现？这些问题均缺乏量化的、可操作的判断标准。法院在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居住地、工作性质、时间精力、经济能力、教育理念、沟通能力等多重因素时，往往难以形成客观、统一的评价体系，使得判决结果具有较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。

（二）对父母双方高协作能力的要求与现实的冲突

“共同抚养”的成功实施，高度依赖于父母双方在离婚后能够理性沟通、良好协作、相互信任。然而，实践中，许多离婚夫妻矛盾尖锐，甚至在离婚后仍处于敌对状态。他们可能因孩子的教育方式、医疗选择、课外活动安排等日常琐事争执不休，更遑论就“共同抚养”的细节达成共识。若双方无法有效协作，“共同抚养”不仅无法实现其初衷，反而可能成为新的冲突焦点。子女在父母双方之间频繁传递信息、调解矛盾，甚至成为双方博弈的“人质”，这对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的伤害可能比“单方抚养”模式更为严重。因此，正如参考文章 所揭示的，若一方未尽抚养义务，子女长期与另一方生活且愿意继续，另一方提出变更为单方抚养的诉讼，法院通常会予以支持，这恰恰反映了“共同抚养”因协作失败而走向终结的现实。

（三）经济成本与执行难题

“共同抚养”，特别是“轮流居住”模式，往往伴随着显著的经济成本。子女需要在父母双方居所间保持两套生活用品、承担往返交通费用、甚至可能面临因更换学校而带来的赞助费或调节费。这些额外开支，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而言是沉重负担。同时，抚养费的支付与计算也变得复杂。在“共同抚养”模式下，双方可能均有直接抚养子女的时段，是各自承担期间的费用，还是按收入比例互付抚养费？如果一方收入远高于另一方，如何平衡？这些问题缺乏明确的操作指引，极易引发纠纷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五条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抚养费比例（20%-30%），在“共同抚养”情境下需要进行灵活调整，但调整的标准和方式尚不明确。此外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二）》第十六条关于离婚协议中约定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条款，在“共同抚养”模式下如何适用，也仍存在争议。

（四）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救济机制

一旦“共同抚养”协议或判决生效，若一方不履行义务，例如拒绝按时接送子女、擅自变更子女就读学校、阻碍另一方行使共同决策权等，另一方如何进行有效监督并获得救济？目前，法律对此缺乏明确、高效的应对机制。虽然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二）》第十三条赋予了法院在分居期间临时确定抚养事宜的权力，但其适用前提是“一方抢夺、藏匿子女”，对于其他类型的违约行为，如不配合交接、不履行共同决策义务等，缺乏直接、有力的救济手段。最终，受害方往往只能向法院申请执行，但执行过程耗时耗力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双方合作不畅的问题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〉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变更抚养关系的情形，也仅适用于“与子女共同生活”的一方存在严重过错的情况，对于“共同抚养”模式下，一方不履行协作义务，另一方能否以此为由请求变更抚养关系，法律态度并不明确。

四、完善路径与建议：构建系统化的制度保障

为使“共同抚养”模式真正落地生根，发挥其保障子女权益的积极作用，必须从法律规范、司法实践、社会支持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完善。

（一）从立法层面细化“共同抚养”的适用规则

首先，应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，对“共同抚养”的适用条件、具体模式、考量因素进行明确界定。可以明确“共同抚养”的几种常见模式，如“轮流居住型”、“主要居住与辅助参与型”、“混合型”等，并为每种模式提供适用指南。例如，“轮流居住型”适用于父母双方居住地相近、工作稳定、沟通良好的情况；“主要居住与辅助参与型”则适用于一方因工作性质或居住地等原因，难以承担50%的照料责任，但仍能高度参与子女重大决策的情况。同时，应明确“共同抚养”的适用前提，包括但不限于：父母双方均具备直接抚养的意愿和能力；父母双方居住地距离较近，便于子女日常生活；父母双方有良好的沟通协作基础；子女年龄较大，能够适应“共同抚养”模式等。对于存在家庭暴力、虐待、遗弃、严重不忠或抢夺藏匿子女等行为的父母一方，应原则上排除其主张“共同抚养”的合理性。

其次，应完善“共同抚养”模式下的抚养费计算与支付规则。可以探索建立“按抚养时间及实际支出比例分担”的计算模型，或者参考“收入比例法”进行综合调整，明确双方在共同抚养期间的经济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司法审查与指导，提升裁判能力

法院在处理涉及“共同抚养”的案件时，应主动进行更为审慎的审查。可以探索引入家事调查员、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力量，对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、亲子关系、子女意愿等进行综合评估，形成专业评估报告，作为法院判决的重要参考。法官在审理过程中，应充分听取子女的意见，特别是已满八周岁子女的真实意愿。同时，法院应积极引导和鼓励父母双方就“共同抚养”的具体方案进行协商，并在判决或调解书中对居住安排、费用分担、决策机制、冲突解决方式等核心条款进行明确、具体、可执行的约定，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述。

（三）建立社会支持与监督体系

“共同抚养”的成功实施，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。可以探索建立“抚养监督人”制度，由法院指定或由第三方社会组织（如妇联、社区、专业社工机构）担任，负责监督“共同抚养”协议的执行，定期向法院报告执行情况，并对出现的矛盾进行及时调解。同时，应大力发展家事纠纷调解机制，为离婚父母提供专业的沟通与协作指导，帮助他们建立理性的合作模式。此外，社会应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服务，为处于“共同抚养”状态下的父母和子女提供心理疏导，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家庭结构。

五、结论

“共同抚养”是对传统“单方抚养”模式的重大突破，它更符合“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”，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子女在父母离婚后仍能享有双亲的关爱与陪伴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。然而，其法律依据的模糊性、实务操作的复杂性以及配套保障机制的缺失，使得这一模式在实践中的落地面临诸多挑战。未来，必须从立法、司法、社会支持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，细化法律规则，提升裁判能力，强化协议指引，并建立专业化的评估、监督与支持体系，才能让“共同抚养”这一先进的理念真正转化为可操作、可预期的制度保障，为离婚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撑起一片更美好的天空。这不仅是法律制度的完善，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深刻体现。

本文作者

家理律师事务所助理雒慧媛

2025 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，获法律（法学）硕士学位，2023年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。本科及研究生期间系统学习民法学基础，深度参与法律政策研究、案件模拟研判、法律文书写作等实务类科研项目，多次参与法律调研、案例实证分析类实践活动；在校多次获得奖学金，专业论文获行业征文二等奖，具备扎实民事法律理论功底。

拥有法院、律所、法律研究机构复合实务经验：曾在法院参与民事案件审理，熟悉民事纠纷庭审流程与裁判思路；在律所处理各类民事侵权纠纷，独立完成证据梳理、法律检索、诉讼文书起草；长期深耕民事权益保护、合规风险研究，擅长梳理复杂案件事实、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法律分析。2025 年入职北京家理律师事务所，主攻婚姻家事领域，秉持细致暖心的服务理念，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家事法律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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